评电影《爱因斯坦与爱丁顿》中的科学信仰与人格魅力

数码新闻 2019-11-1593未知admin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缅怀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的巨大贡献,尽管科技所带来的未必都是积极的结果。电影《爱因斯坦与爱丁顿》讲述了1914年到1919年之间亚瑟·爱丁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两个天才科学家相交叉的人生轨迹,以细腻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呈现了两位科学家跨越国界追求科学信仰、结下科学友谊的故事,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极端政体下的科学研究会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必须善用科学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影片以爱因斯坦发现证明并扩展相对论的整个过程为主线,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背景,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的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两位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全部串连在一起构成了这部观赏性极高、发人深省的电影。本文将分别对两位科学家认真执着的科学追求精神以及真实的个性特征加以分析,以期观众加深了解他们的科学信仰和人格魅力,从而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品格中的人性光辉。

  虽然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爱丁顿是英国人,二人却坚守着科学没有国界的信念。但是科学绝不能为战争服务,因此都成为本国人眼中的“叛徒”。影片中的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相对论,虽没有论证其正确性,但得到了德国学术泰斗普朗克的赞赏,并将他请到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柏林大学任教。此时的爱因斯坦才不过36岁,还是科学界的新人,在实验未得到证实以前,很难得到言必称牛顿的科学家们的认同。然而英吉利海峡对岸一位更年轻的科学家爱丁顿却与他产生了共鸣。在当时的科学界,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是对宇宙认识的权威解释,是不容动摇与挑战的唯一真理。但是身为剑桥大学天文台台长的爱丁顿提出牛顿的学说并不能解决宇宙认识的所有问题。他发现牛顿的万有引力不能解释水星的运转轨道问题,有瑕疵存在。他认真阅读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论文,爱因斯坦认为空间不是平直的,而是弯曲的,都是由于太阳重力的存在,就如同落在床单上的球体一样可以将空间的平面弯曲,行星则沿着弯曲空间中的“直线”进行运动。他认为爱因斯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开始与爱因斯坦保持书信来往,并提出关于水星运转轨道的问题,爱因斯坦则给出了自己的预测。在当时德英交战的背景下,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英国皇家科学院极力阻止爱丁顿与敌国的科学家来往,但是本着解开科学难题的探索精神,爱丁顿不仅不顾图书馆对德国科学家科研成果的封锁,径直闯进去查阅资料,而且以礼貌诚恳的态度向爱因斯坦虚心请教,甚至为了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他决定赴西非普林西比岛拍摄1919年5月29日发生的日全食。但在成行之前不得不与皇家科学院主席及同事进行辩论,他们都讥讽爱丁顿的这次远途只不过是为了论证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正确而否认牛顿的权威,甚至不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切。爱丁顿义正词严辞、满怀信心地说:“我和我的整个生命就是为这一科学时刻而存在,我是全英国最恰当的人选,绝不允许任何的偏见与不公涉入,我发誓在我所看中的事情上我的思想都是开放的。”接着他反问科学院主席是否也有开放和包容的思想,主席自然不肯承认自己对科学研究的保守态度,只好提供经费同意艾丁顿的非洲之行。这次成功的证明行动是牛顿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次“巅峰对决”,爱丁顿通过观测日全食时太阳附近星体的位置,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太阳重力会使光线弯曲的预言,使爱因斯坦的学说得以成功证明。

  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大厅里,非洲归来的爱丁顿一丝不苟地向科学家们演示了自己拍摄的日全食影像,郑重解释了太阳附近星体的位置变化恰恰说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正确,他把这一天称为“新世界的开端,尽管这世界更加难以生活,更加孤独。”他还谦虚地说“今天人类的努力终见成果因为多解决一个疑难问题世界就少一分不确定性。”他继续称赞爱因斯坦“为这个美丽复杂的宇宙呈现了最好的工作,使我能够听见上帝在思考。”影片的最后,在经历了默默无闻的科学研究之后,应邀来到英国科学院的爱因斯坦与爱丁顿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为这个科学家的伟大精神深深感动。从此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爱因斯坦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巨匠,正是爱丁顿认真执着的科学态度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科学信仰成就了这一切。

  这部影片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刻画得极为真切,尤其是在战争氛围中,爱因斯坦和爱丁顿仍能保持内心的安宁,不为当时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动,各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当国与国开战时,国家机器会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服务于战争,这当然也包括人类情感以及科学技术,科学也必须为国家服务,谈科学无国界,就是叛徒和卖国的行为。但这种国家和民族情绪以及是非观念带有很大偏见,很容易被曲解,以至于人类普遍的关爱和人道主义会丧失殆尽。当他看到实验室里其他科学家正在进行毒气实验,成群的洁白鸽子窒息而死时,愤然离开并向普朗克教授表达他的不满,坚称自己反对利用科学进行战争屠杀的观点。正如爱因斯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假如政治家能够学习到科学家的品质,那么欧洲就不会遭受战争的疯狂破坏了。他还拒绝在“德国名人”支持战争的宣言上签字,不愿意成为第94个战争支持者,他嘲笑那是莎翁和歌德的对决,应该请瑞士人仲裁。

  爱丁顿是一位贵格会派教徒,这个教派主张宗教自由,奉行和平主义,不崇尚暴力,所以拒绝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影片中有这样几个镜头:他扔下自行车,冲过去保护被激愤的“英国爱国者”们冲击的德国人,结果被揍得鼻血直流;当他护送德国人离开教堂时,守在外面的英国人朝他吐唾沫,画面呆滞了一秒,他隐忍着掏出手绢,轻轻拭去脸上的唾沫,眼睛中充满着愤怒;当战火蔓延,英国科学家们义愤填膺的脸庞,齐齐举起的手臂,一致赞同驱逐德籍科学家,断绝与德国科研往来,只有爱丁顿孤独地坐在桌子一侧,举起手臂,柔软但坚决地反对他认为不合理的一切,哪怕冠以神圣的国家之名,哪怕浸渍着阵亡恋人的血。正是这种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和个人格魅力使得他们没有成为战争的参与者。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但科学无国界;真理终究战胜偏见,包容终究战胜狭隘

  这部影片还非常成功地展示了科学家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比如作为伟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经常和两个儿子玩耍并在寓教寓乐中向他们讲授科学知识。但是作为丈夫他也有自私的一面,他漠视同样是数学家的妻子为家庭做出的牺牲,拒绝和妻子分享工作,与妻子谈论的只是“还有没有布丁?”,无视妻子的一次次出走。只身前往柏林大学任教时却和德国女邻居关系暧昧,大谈高雅音乐,这从某个角度也说明了爱因斯坦可爱随性的一面。向往单纯、自由,漠视形式,是爱因斯坦和那个德国姑娘个性相近的地方,他们在音乐品味上有着惊人的一致,喜欢舒伯特和莫扎特,排斥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风格,音乐上的共同语言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甚至在众多德国同事面前手拉手毫无顾忌地走出会议室,由此爱因斯坦随意张狂的个性暴露无遗。但毫无疑问的是爱因斯坦始终以一颗严谨的心对待自己深爱的科学事业,当他拿到爱丁顿提问问题的信件时立刻就投入到冥思苦想、解惑答疑的研究中去。

  爱丁顿的个人生活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他与同在剑桥的威廉结为好友,继而发展成同性恋情。影片中爱丁顿与威廉一起骑自行车在野外郊游,他们停在一颗大树下,浪漫快乐地计算着“扣除下雨,短白昼和生病的影响”,他们在圣诞节前就能提前完成环骑英国的计划。但不幸的是威廉参战后死于德国人的毒气,错过送别时刻、与恋人阴阳两隔的爱丁顿悲痛欲绝,向妹妹说出了心中对威廉压抑已久却又无法言说的恋情,而妹妹也给了他同情和理解的拥抱。再伟大的科学家,在生活中也是有血有肉,有真实情感的普通人,身为教徒的爱丁顿内心一定是痛苦的,可是他并没有沉溺于痛苦的感情生活中而是继续自己的科学事业。

  这部几乎囊括了科学、战争、宗教、国家、个人等话题的电影,向观众展现了爱国和正义的区别,传统和革新的对抗。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代表了人类思想的洞察力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他的公众影响力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够超越,但是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爱丁顿却鲜为人知。正是爱丁顿认真执着的科学精神使爱因斯坦功成名就,他们共同坚持科学的纯粹、拥有科学家的良心,拒绝沦为政治家的杀人帮凶,他们在那个科技还未开化的年代来让上帝思考、来证明人类的伟大,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科学家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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