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勿忘湖北“小河南”

数码新闻 2019-10-16182未知admin

  有一年清明,杨俊道领着全家从湖北大柴湖回河南淅川扫墓。那时孙子杨凯还小,杨俊道指着水库对杨凯说,“咱们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里面,为了建丹江口水库搬走了,咱们的贡献是不是很大?”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杨俊道激动地对已经在北京工作的杨凯说,“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

  上世纪60年代,4.9万淅川移民集中搬迁到柴湖,这里也成为全国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区。半个世纪过去,这里一直说着河南话、唱的豫剧、吃的面条、喝的胡辣汤,日子还是按着老家河南淅川的规矩。柴湖也因此被称为湖北的“小河南”

  全坑村的临时码头是乱得不能再乱了。当时18岁的全淅林只记得到处都是人,几乎所有人都在哭,只有第一次坐船的小孩高兴。

  人们要么坐在卡车上探出身哭着道别,要么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着泪朝岸上挥手。谁也没时间注意墙壁上刷的“为革命搬迁”标语。1968年初,移民搬迁工作队进了村,村里的空墙都刷上了这条标语。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后来水涨上来,成了临时码头。

  全坑村隶属于河南淅川县,当时差两天就是端午节。母亲坐卡车走陆路,全淅林押着刷有自己名字的床板和一口箱子走水路。船上是家家户户的家当,石磨、犁耙、水缸、桌椅、箱柜、耕牛,甚至是老寿木......摞得满满一船。一些人临上车前还刨了半袋黄土带上,一些人甚至挖走了一块自家院子里铺的青石板。

  “一条扁担两个筐,收拾收拾下钟祥。”全淅林回忆,其实没什么值钱的家当,移民们把能带走的几乎都拆了装上船。

  两年前,为了建设丹江口大坝,已经有一万多名住在海拔130米以下的淅川移民,分两批南下去了湖北钟祥县柴湖。柴湖通称“大柴湖”。现在轮到海拔147米以下的第三批移民了,共三万多人。

  1953年2月19日,视察长江,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他用手中的铅笔在地图上久久地指着丹江口一带。在这次视察中,明确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五年后,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提议被批准。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动工。

  1967年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淅川县是丹江口水库重点淹没区。从1966年到1968年,河南、湖北两省共搬迁38万人,淅川县的移民占了20万人。迁往湖北的淅川移民有7.5万,其中,2.6万人分散安置在当时的荆门县,4.9万人集中安置在当时的钟祥县大柴湖。

  原来,早在丹江口水库建设初期,淅川就有一批两万多人的库区移民迁至青海,但适应不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好不容易得以返迁的移民,还未站稳脚跟,又听到搬迁大柴湖的动员通知。

  “哪里黄土不埋人,你不走等着喂鱼啊!”眼看着水没过了庄稼地、漫到了门槛,涨到了搭的草棚,“钉子户”们也不得不踏上搬迁的船。

  船在丹江里走了一夜,转陆路到襄樊之后,再走汉江水路。在路上的时候,淅川县双河村的移民穆文奇不由得开始想象今后的生活。他想既然叫大柴湖,必定是好地方,“柴就是柴火,湖就有大米”。双河村缺柴,要烧柴必须走上40里路到深山去才砍得到。大米在双河也是稀罕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用两斤玉米换来一斤大米,“尝个新鲜,当肉吃”。

  三天之后,移民们从钟祥大同码头上了岸。两米多高的芦苇遮天蔽日,到处都是水窝子。从码头越往里走越荒凉,脚下没有路,没走几步接待的车就陷进沼泽地里了,喘着粗气,车轮溅起的泥浆把推车的移民泼成了泥人。

  全淅林跟着移民们跳下汽车,一脚深一脚浅地蹚着污水,硬着头皮钻进芦苇林,在当地移民接待站干部的引导下找到了自己的屋子。为了方便管理,移民还是按照在淅川的大队队别居住,大队称谓和干部都没变。

  移民安置房就建在刚刚砍过的芦苇地里,十间一排,矮矮的,就像部队的营房。全淅林一看,这房子除了四根柱子是砖垒的,其他墙都只是芦苇秆糊上泥巴。

  政策规定,每个移民分半间房,每间不足8平方米。当时,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几个人挤一张床。带着猪、羊的人家,没地方建圈棚,只能白天拴在门外,晚上拴在床头。

  移民接待站为每户人家准备了两百块垒灶的砖、三十斤芦苇柴火、一个蓝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和18块钱的搬迁安置补助。

  一些来得早的移民尝试种了小麦,却没什么收成。“种下一葫芦,收不上来半瓢。”全淅林说,芦苇的根扎得很深,砍了挖了没多久又拱出地面,把小麦全给盖住了。

  那些来得晚的移民没来得及开荒种粮,1968年10月份搬到大柴湖时,移民杨俊道从老家带了300斤干红薯片,刚过完春节就已经吃光了。当年,杨俊道和很多移民一样只能买国家统销粮。杨俊道吃了三年的统销粮。当时每个成人按27斤/月凭证购粮,很多移民拿不出钱,只能先把粮证卖了一半换成钱,再买粮食。

  为了省点吃,一些移民把粮食磨碎了,本来一份粥的米分成几份煮,还有一些人只能薅来柳芽和榆钱,和上几颗粮食蒸着吃。

  吃水也是问题。大柴湖是个水窝子,却缺干净的水。井里打出的水,看着清澈,白毛巾、白衣服一洗就染上一片黄。这水一煮开全是白沫,喝着还有一股难以下咽的腥臭味,连煮水的锅也结着厚厚一层水垢。一些移民为了喝上干净的水,去“刮”浅浅的堰塘里的水。

  其实,大柴湖是咬着牙扛下安置移民任务的。一位移民接待干部回忆,移民安置工作压力巨大。大柴湖移民接待站的干部甚至买光了周边砖厂的砖。当时大柴湖实际安置的移民人数远远多于搬迁前统计的数量,面对背井离乡的移民,大柴湖不得不想尽办法安置。

  大柴湖移民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湖北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当时钟祥县移民指挥部副指挥员黄益洲索性就驻扎在大柴湖。每次下雨他就拄着木棍蹚着水,组织移民们排水,和移民们一样满身泥巴。

  但是限于财力、限于当时的国情,彼时地方也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一下子解决大柴湖的问题,只能一边逐步解决,一边鼓励大柴湖移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柴湖是要变的。”绝大部分移民还是选择改造大柴湖,在这里安家。这时候,人们在一些屋子的墙上用石灰浆刷上了“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标语。

  大柴湖的芦苇是实心的,又粗又硬。老百姓喊这种芦苇为“钢柴”。那时杨俊道每天天不亮就下芦苇,直到腰都伸不直,胳膊也抬不起来才回家。即使这样卖力,好几天他才砍了一小垛。

  砍“钢柴”确实累,得一根根地来,还得随身带着一块磨刀石,没砍几下就得磨一会刀。一些移民索性搬个小板凳,坐着砍,没一会板凳就陷进泥里了。那些不小心踩到了留在地面上锋利坚硬的芦苇梗的,甚至被戳穿了脚。

  砍过的芦苇地,得刨出芦苇根才能种地。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又深又硬,大锄头没刨多久就成了“铁和尚”。耕牛也不行,那时候牛瘦也不多,遇到芦根,三头牛还拉不动一张犁。

  最后武汉军区派出了75匹东方红拖拉机,可下地没多久,不少拖拉机就出了问题,不是犁铧破了,就是后桥断裂。原来,大柴湖的淤泥里除了芦苇根之外,还有石头、树根,甚至石碑。这些拖拉机也没辙,再加上白天黑夜连轴转,免不了出故障。

  拖拉机在前面开,移民就成群结队跟着后面捡芦根。最忙的时候,移民村里甚至大人小孩都去地里弯着腰刨芦根、捡芦根,从夏天一直干到寒冬。可即使这样,第二年一些地里还是又冒出了芦苇来。杨俊道记得,一直这么干了五年之后,地里的芦苇才渐渐被“赶走”。

  杨俊道把麦子种到地里,可依然没多少收成。“一亩地就只能收几十斤的麦,哪块地要有一两百斤就算是丰收了。”杨俊道分析,“一是当时没什么肥料,二是大柴湖排水难,经常被淹,看着长得挺好的麦子,其实地下的根都烂了。”

  1972年5月,杨俊道发愁收成的时候,听到一个好消息。附近军马场的200亩小麦,因为连着阴雨天耽误了收成发了霉,军马场索性放弃了。杨俊道和其他闻讯的移民捡了“便宜”,尽管已经变质,甚至出了芽,移民们还是小心磨成面当成宝。

  再后来,公社组织移民把旱地改成水田,种植水稻。可没多久大部分水田又改回了旱地。原来,一方面移民没有种过水稻,怎么种谁也不知道,当地、气候的“脾气”也还没摸透。另一方面,移民们发现芦苇地表面一层薄土,底下却是深深的泥沙,水和肥都留不住。一些地里打好的井也因为成本太高荒废了。

  在移民安置的最初几年,治水和开荒造田一样,都是头等大事。治水得两手抓,一手筑堤防汉江水倒灌,另一只手挖渠排水免得下大雨内涝。

  1967年,荆州地区调集了京山、天门、荆门、钟祥和潜江五个县的数万名民工与移民一起修筑了一条长达45.4公里的汉江防洪堤,耗费了土石共计6526万立方米。这些土石足够填满4.5个西湖了。这么大的工程全靠移民和民工肩挑背扛板车推。此后每年,移民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加高围堤。

  光有围堤还不够。有一年,汉江又发洪灾,水已经漫到了围堤边上,“站在围堤上就可以洗脚了”,移民们不得不转移到更高的地方。所幸的是,那次没有决堤。后来,每个移民村都修建了比防洪堤更高的高台,供移民躲避洪灾,移民也叫它“保命台”。

  除了担心围堤之外,移民们还得“一人一把铁锹,下雨就往外跑”。下雨的时候恰恰是查看地势高低、水流去向,查找排水渠“肠梗阻”的时机。当时铁锹就像每个人吃饭的碗筷一样必不可少,大柴湖周边的铁锹都卖断了货。

  为了给大柴湖积水找出路,除了数不尽的小沟渠之外,移民们还在大柴湖东西面挖出了两条22公里长的主干渠,9条总长近百公里的支渠,还修建了两座排水闸。

  挖渠排水工程是从1970年开始的,挖了七八年。挖渠排水一年四季都得干,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得闲。当时没有橡胶雨鞋,挖渠得先脱了解放鞋赤脚上。全淅林记得,1972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人被冻得直哆嗦。一条赶工期的排水渠挖到一半,沟里除了雪水就是冰碴子。大家都在犹豫下不下的时候,时任大柴湖党委副书记的宋育英喊了一句:“员跟我上。”就下到了刺骨的沟里汲水,没一会她的腿就冻成了“紫萝卜”。其他人也跟着卷起了裤腿。

  “刨掉地里的芦苇根,治理好天上来的水,好日子就来了。”大柴湖移民挖渠筑堤、刨芦垦荒时,喇叭里的广播就这样给移民们“打气”。经历了约10余年的“战荒湖”,原来的芦苇荡成了庄稼地,一下雨膝盖都陷进去的沼泽路也变成了石子路。

  起诉他的是吴健美的父亲。吴健美是他的相好,也是湖北钟祥本地人,长得漂亮。当时19岁的曹明光模样也俊,像当时流行电影《侦察兵》男主角王心刚。春节拜年时,两人在曹明光姨妈家一见钟情。

  那时移民过得确实不如当地人。一些当地人瞧不起移民,本地人不愿意和移民处对象。

  曹明光和吴健美处对象的时候,本地人甚至已经能穿“的确良”衣服了,而大多数移民一年到头都是一件黑粗布衣服。那件黑粗布衣服原本是解放军捐给移民的棉服。天热了,移民就把棉花扒了当单衣,等到天冷了再塞上。

  曹明光当时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吴健美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床头还拴着猪。年轻刚烈的吴健美没有嫌弃曹明光,可她父亲却不同意移民当自己的女婿。见拦不住女儿往曹明光家跑,他索性一纸诉状告曹明光拐卖了吴健美。

  “这不是曹明光的错,新社会,我看上了他是我愿意的。要抓抓我。”吴健美说。

  曹明光认定了吴健美,他索性借了一身当时时髦的白上衣、蓝裤子和白球鞋,上她家里去。见曹明光的干净模样并非印象里移民形象,再加上女儿是铁了心,吴健美父亲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却不愿出一分钱嫁妆。

  曹明光娶吴健美,成为移民娶本地人的第一例。在此之前,除了土地纠纷摩擦外,双方几乎不来往,甚至连本地干部也不愿意来大柴湖任职。

  上世纪80年代当了大柴湖党委书记的杨俊道说,当时镇里本来要调来一个本地人当妇女主任,可她一听说是到大柴湖来,宁愿被开除也不干。原来,她不完全是嫌大柴湖移民穷,也因为听不懂移民说的河南话、吃不惯移民喝的苞谷粥。

  曹明光和吴健美成了“名人”。一些本地人和移民开始“效仿”他俩,再遇到阻碍时,有人就说:“曹明光都结婚了,我们怎么就不能呢?”

  可全淅林说,本地人和移民的融合光靠一两家结婚不管用。改革开放前,大柴湖本地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有,当时劳动力也不像现在这样自由地流动,再加上本地人和移民时不时有摩擦,移民一代和大部分移民二代就在相对封闭的移民社区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以至于大柴湖的高中被撤销之后,移民三代不得不去钟祥市里上高中时,才发现自己和本地人说的话并不相同。

  “这种集中安置的移民搬迁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移民原本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却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去。”全淅林说,“真正的融合是改革开放之后,移民生活逐渐好转,和本地人交往变得频繁之后开始的。”

  1995年高中毕业之后,移民二代马强到钟祥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厨艺。当时一口河南腔的马强还被一起学艺的本地学徒嘲笑了。等到几年前,自己的孩子到钟祥上学时,“几乎没有本地人和移民的观念了,更谈不上谁瞧不起谁了。”

  马强记得明显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前后。那时候,移民的芦苇房变成了砖瓦房,再后来变成了楼房。大柴湖的变化惹得本地人也羡慕:“大柴湖真的不一样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马季洲用泥巴混上麦糠建了2间土偏房。当时,马强和哥哥姐姐个头长得快,那间唯一安置房已经住不下了这么多人了。每次一刮风下雨,母亲怕偏房塌了,就赶紧喊住他们出来。

  到了1989年,这几间泥巴房、芦苇房换成了红砖大瓦房。“1982年分产到户之后,移民们开始发展副业,多种经营。”马强解释,“与此同时,哥哥姐姐们也都南下打工,吃饭的少了,挣钱的多了。”

  1983年,大柴湖党委书记杨俊道提出“立足八分地,打好翻身战”的口号。移民从人均八分的地里挖出的第一块“宝”是麦冬。麦冬喜欢沙地,种植技术也不难,当时每公斤价格在二三十块钱左右。不少吃螃蟹的移民尝到了甜头。

  移民从地里挖出的第二块“宝”是蒜薹。大柴湖种出的蒜薹成熟早,产量也高,每到蒜薹上市的季节,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各地的收购商就涌进大柴湖。一些蒜薹甚至远销日本、韩国。

  一些人不甘心在土里刨食,把家门一锁,背上被褥外出务工。马强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打工一年能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留在家里的家长们在邮局门前排长队,等着取外出务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

  改革开放初期,移民外出打工比本地人多得多。”全淅林说,“越穷的地方出去的越多,贫困逼得人没办法。”在上海,甚至出现了“小罗城”,罗城是大柴湖一个村。

  2004年,钟祥开始给大柴湖“松箍”——组织部分移民自愿搬迁到县内其他乡镇,缓解大柴湖移民人多地少的发展瓶颈。为了让移民安下心,县里给每户移民在新安置地盖好了瓦房,并承诺给予移民和迁入地居民相同规模的耕地面积。

  从大柴湖镇曹寨村的移民曹明虎,迁入冷水镇董沟村之后,分到了7亩多良田,又承包了当地70多亩耕地,两年不到就买了夏利小车跑客运,让许多不敢搬的移民眼馋。

  2006年,马强把家里用了几十年的挑水扁担和“压把井”的龙头收了起来。当年年底,大柴湖新自来水厂正式供水,移民们告别了喝了几十年卡喉咙的腥臭地下水,汉江水通到了每家每户。丹江是汉江的支流。通水的那天,一位70多岁的移民说,压根没想到自己还能喝到老家流来的水。

  2014年1月,湖北荆门大柴湖经济开发区挂牌成立,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从那时起,汽车制造及零部件产业园、光电子产业、精品花卉产业逐个在大柴湖安家,移民们在家门口也有不错的收入。大柴湖逐渐变成“财湖”。

  “从前穷出了名,很多人不好意思提自己是大柴湖人。现在大柴湖发展得比本地乡镇还好,不少人觉得挺自豪。”马强说。

  全淅林的老母亲去世前,一直念叨着回淅川老家去瞧一瞧。可当时经济条件差,交通也不方便,得一路颠簸折腾,怕母亲身体吃不消,所以一直没能成行。

  上世纪80年代,淅川和大柴湖通了直达的客车,每天只有一趟。当时返乡探亲的移民络绎不绝。

  有一回,几个年轻人背着一个老移民上了这趟客车,一路神色紧张。直到下了客车,司机才发觉老人已经去世了。原来老移民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回淅川看看,死后把自己埋在淅川的高坡上。

  尽管搬来大柴湖51年了,杨俊道和许多一代移民一样,始终认为自己是河南人。现在杨俊道还是只会说河南话,日子也按照河南的过法来。

  这样的“河南特色”正在移民二代和三代身上褪色。杨俊道的孙子杨凯(化名)见本地人能说些本地话,在家能说些河南话,在学校说普通话。而在饮食上却更接近湖北习俗,吃米饭,喝米茶。

  有一年清明,杨俊道领着全家回了淅川扫墓。那时杨凯还小,杨俊道指着水库对杨凯说,“咱们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里面,为了建丹江口水库搬走了,咱们的贡献是不是很大?”

  全淅林曾问过在外务工的移民二代认为自己是河南人还是湖北人,很多人说不上来,只说自己是大柴湖人。

  为了让移民后代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从上世纪末开始,曾任大柴湖文化站站长的全淅林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移民口述史。2005年,全淅林出版了《移民大柴湖》一书。一位在外打工的移民二代给全淅林发来短信说,“以前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柴湖移民。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心中的阴影是我们不了解历史造成的。”也有本地老户看完主动对全淅林说:“是你给我们补了一课,看完我才知道什么是移民。”

  去年12月,全淅林念叨了好几年的移民纪念馆正式开工。全淅林打算在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写上“舍家为国,团结奋进”几个大字。全淅林说,“当初四五万移民来到这片荒芜的芦苇荡,要是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人早就垮了。”

  杨凯觉得自己爷爷那一辈人“很有勇气”。他也问过杨俊道,当初从老家搬过来后不后悔。杨俊道说,南水北调是国家需要,现在大柴湖建设得也挺好。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河南淅川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既是“大水缸”,也是“水龙头”。当时,杨凯已经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了。杨俊道激动地对他说,“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咱们吃的还是河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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